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东北角，有一座具有江南民居风格的晚清建筑。这就是史良故居。常州，承载了史良的青春岁月，也为她传奇的一生打下了基础。
很多人是在历史书中读到史良的故事：“七君子事件”中，她是唯一女性，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司法部长，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被毛主席誉为“女中豪杰”。
“史良说过，她的一生就是一部个人奋斗史，这部个人奋斗史又跟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4月26日，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副院长张建说，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带学生参观史良故居，发表了不少研究史良的论文，也看到了历史书外的史良。
1900年，史良出生于常州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她的第一个命运转折点是上学，13岁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5岁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
深受书香熏陶的史良，很早就萌发了民主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史良，成为常州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22年，对史良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她离开常州，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1931年6月，她正式开始了律师职业生涯，并逐渐成为上海滩的著名律师。
时代动荡，她的人生也在不断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她的高度自律与自强——始终坚持用法律与勇气做正义之事。
借助律所的力量，史良营救了许多社会进步人士，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她援救过地下党，其中最著名的是承办施义（即邓中夏）案。
1936年，为了推动抗日，史良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这就是历史书上的“七君子事件”。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党组织的敦促下，“七君子”被释放。
“这是史良人生的一个重大节点，她从一位同情、帮助共产党人的律师，转变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人士和组织者，她参与革命的意识也变得更加主动和自觉。”
张建说，这一战是史良一生中意义最大的一场战斗，也让她更加明白了各党派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她一直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友好关系。邓颖超曾评价她说：“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成为司法部第一任部长。她开创了人民司法工作，主持拟定了一项让全中国女性至今都受益的法律文件——《婚姻法》，在男女平等的发展史上意义非凡。
史良对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也有着鲜明的主张。在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期间，她就提出了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律师工作和公证制度。到1956年，全国有155个市和400多个县开展了公证工作。到1957年，全国已建立法律顾问处700多个，有律师2000余人。
后来，史良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我与常州结缘，也是因为史良。”张建说，为缅怀和纪念这位从常州走出的历史名人，传承和发扬史良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法治精神，2014年6月，常州大学成立史良法学院，博士毕业后的张建进入史良法学院工作。
常州大学是常州唯一设有法学专业的高校，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史良法学理论研究中心。“因为常州有史良，才有了现在的史良法学院。”张建说，是史良成全了法学院，奠定了法学院在学术界的地位。史良法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充分挖掘史良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法治精神，形成史良法学院的教育和办学特色。
据悉，常州大学的法学教育开始于1995年。经过多年的发展，法学专业在校生规模由不足30人发展到今天的691人，迄今已经培养了3000余名法学毕业生。
“史良是知名律师，是法治实践家，她奋斗的一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张建说，史良法学院不仅要教书育人，更要不断进行法治实践，扎根常州，为常州的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2019年，常州市地方立法研究院在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成立，在地方立法的前沿理论研究、地方立法相关事项实证调查、地方立法事项委托起草、地方立法质量第三方评估、规范性文件委托审查等方面重点开展工作，牵头起草了《常州市焦溪古镇保护条例》《常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常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
同年，史良法学院和常州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共同申报的“人民陪审制度下的法官指引机制研究”，成为我国司法研究重大课题。
2020年，史良法学院与常州中级人民法院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在科研合作、学生培养、挂职锻炼、教学实践、资源利用五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
“我们的目标是把史良法学院建设成为区域一流的法学院，"十四五"期间重点发展智慧法学、合规研究等，这些对于所有法学院来说都是新课题，大家现在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渴望能跑到前面去。”张建说。 凃贤平 董逸 沙杨 张杨
常州日报：http://epaper.cz001.com.cn/site1/czrb/html/2021-05/25/content_40106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