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常州政协）
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人类史上最野蛮的战争，有良知的人们以包括献出生命在内的最激烈方式去反对不义之战，他们可歌可泣的义举是永垂不朽的。
——题记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
自30年代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即已显露。1931年日军偷袭占领沈阳后，便肆无忌惮地向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地发动进攻，未及半年，东北三省尽陷敌手。不久，日军又悍然进犯上海等地，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被迫发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怒吼：
“向前走/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抗日救亡的歌声响遍中华大地，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奋起救亡图存。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北平各大中院校的数千名学生于同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国民党当局慑于人民爱国运动压力，被迫将“华北自治”这一出卖国土的条约暂时搁置一边。
但是抗日烽火却因此而点燃，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纷纷行动起来。上海文化界的爱国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等人联袂发起救国运动，而史良率先在上海联络一些妇女文化团体，成立了第一个救国组织——妇女界救国会。
1935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在北四川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有女学生、女教员、女职员、女医生、女护士、女律师、女工人以及家庭妇女共千余人，史良作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致辞，那大声疾呼的言语犹如一篇充满战斗精神的檄文：
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占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作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我们看非洲的阿比西尼亚，被文明国家最看不起的所谓“黑奴”的一个小国，他们这次受着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压迫，却在那面拼命反抗，奋斗杀敌；他们的妇女，不但代男子做任何苦工，并且也有和男子一样的英勇抗敌，我们二万万的妇女，难道没有力量如她们吗？难道甘心在家里期待亡国奴的生活来临吗？不！决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个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
上海妇女救国会上街游行
史良的讲话震动了每个与会者的心灵，全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会通过由史良起草的妇女界救国会的宣言。宣言提出：“坚决保卫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秘密外交”“严惩卖国贼”等八项主张。大会结束后，史良带领与会妇女出发游行，一路上她与大家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沿途群众被她们抗日救国的激情所感动，陆续加入游行队伍，最后达万余人。正是由于这次妇女游行的推动，随即又爆发了上海学生的大请愿示威，一时间，抗日救亡的巨浪排山倒海般地激荡在上海各个角落。
史良是位著名大律师，也是一位革命鼓动家，自从妇女界救国会成立以后，凡有关抗日救亡的集会和游行，她都是积极参与者，她的发言常常能将群众的爱国情绪引导到高潮，她在游行队伍里总是毫不畏惧地走在最前列。当时有位著名女记者彭子冈曾对史良形象有过生动的描述：
记得在上个月纪念三八的会场上，史良这个名字曾激烈地响在群众口里，曾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听她发言，曾有多少个脸子对了台上的那个诚恳的脸子腾了欢跃，像是要由她得到一些群众所靠得的话语。
人们的欢呼与鼓掌所拥上台去的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影子。这位高高大大的影子挥动着双手，安详然而却热情的话震慑住了群众的狂风吹树叶般的情绪，把大众的四散的提议整理起来了，会场里安静下来。
之后，那穿着暗色旗袍的高大的影子又出现在游行的队伍旁边，她前前后后地跑跳着⋯⋯这个面影深深地印在人心上了。
面影的细部不必说了。总之，就是一个庞大的，能给你一点热力的面影。
由于史良领导的妇女界救国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到了1936年上半年，它的会员已达1000余人，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了一支生气勃勃的中坚力量。当时，在上海从事救亡运动，是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不轨行为的。史良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的干扰，常将“妇救会”的理事会成员找到她的律师事务所开会。头脑冷静、思想敏锐的史良为使“妇救会”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一次会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妇女，共同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在她的决策指导下，不少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妇女也成了“妇救会”的成员，这对扩大“妇救会”影响起了很好作用。就这样，史良的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成了“妇救会”的决策机关，法租界巡捕见史良的律师事务所来往人多，未免生了疑心，便前去查问，可史良却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我这个律师在上海滩也算小有名气了，找我的人很多，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一个软钉子就将法国巡捕碰了回去。
在此要插叙一下史良的家人情况。这时，史良的父亲史子游已经故世，母亲刘璇和史良的妹妹史孟云，弟弟史公载共居一处，刘璇和史公载因受史良的影响，十分支持她的爱国行动，而尚未与史良结婚的陆殿栋通过营救政治犯等案子更是仰慕史良正义豪放的为人，他对“妇救会”工作，不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也使他后来与史良结为终身伴侣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1936年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一年。6月初，由沈钧儒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史良作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代表，与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数十人被推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执行委员，成为“全救会”领袖人物之一。从此，她的政治活动也就更加频繁起来。7月间，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彭文应、沙千里五人为推动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曾去南京请愿，虽未获圆满结果，但却使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影响。9月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了援助绥远抗日军队，决定发动会员上街为前方将士募捐，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史良及“妇救会”会员毫不畏惧，走上街头，一边募捐，一边宣传抗日，吸引了不少群众纷纷为之解囊。
1936年6月14日《救亡情报》第6期上刊登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抗日救亡原是爱国大义之举，但热衷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当局，却将它视为洪水猛兽。1936年9月18日，救国会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纪念会，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但在开会之前却遭到国民党当局蛮横禁止，经救国会领袖们磋商，为避免冲突，便放弃召开纪念会的原议，改为让救国会会员有限制地参加在漕河泾举行的“九一八”纪念碑奠基仪式。然而，救国会这一忍让行动仍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最终还是发生了悲惨的流血事件。事后，史良曾为此写下《九月的鞭笞》一文，文中悲愤地控诉了国民党军警的血腥暴行：
⋯⋯“九一八”的下午两点三刻，我们向群众集合的宁绍码头出发，你们知道么？我们的爱国运动如今已找不到一个公共会场来给我们借用了，连非租界的自己土地上的任何会场也寻觅不到⋯⋯
我们的车还没到目的地，已看见与法租界交界的铁门已拉上了，沿路是大队的军警，盒子炮和手枪全出了皮鞘，在太阳光下闪耀⋯⋯
史良参加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游行。遭到警察毒打，受伤在医院
“不准走！告诉你们说，不准走！”一位武装同志气哼哼地说，他眼睛里发亮，像是碰到了敌人似的那么兴奋激怒。
“为什么不能走？人民不能在自己的街上走路吗？警察是保卫人民的，不能那么无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
“欢迎武装同志参加我们的队伍。”站在我身前的一位蓝布袍的爱国同志大声喊，这是代表了多少群众的衷心的请求。
读者们，你们想不到，只为了这一声热诚的呼喊，五六位武装士兵跑过来拳足交加了⋯⋯这边的“打”没完，那边又在驱赶了，人声如暴雷一样地腾沸，我们只看见大群人在警察的枪柄木棍下乱窜，空气里还回荡着“纪念九一八”的声浪。在骚乱和紧张中，群众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多么真诚和平的叫喊啊！但皮鞭木棒还是劈劈啪啪地打下来⋯⋯就在这混乱中忽的一位女同胞的后脑被枪托打破了，鲜红的血直喷出来，她晕倒在地上⋯⋯
“史先生，血！史先生，血！”那位女同胞在昏迷中这样勉强地告诉我。她的头枕在我的臂上，我勉强镇静地用手帕给她按住了后脑，劝住军警们的踢打，却想不到他们更愤怒了，鞭子抽在我背脊上，枪托打着我的手臂。我们一百多位妇女爱国者受到了同样的教训，有的受的伤还要厉害⋯⋯
虽然这次行动，只成了一刻钟的队伍便遭到痛击的洗礼，但我们不认为是可羞或失败，我们是替中华民族争光的，中华民族还有一些不懦怯的人民出现⋯⋯
史良的血泪控诉，激起上海广大爱国人士的公愤。在此之前，救国会就已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同时发表通电，揭露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这一暴行，通电指出：“夫以最和平最有秩序之方式纪念我国空前之奇耻大辱，而遭受此凶狠野蛮之摧残，我当局抗日之谓何？开放民众运动之谓何？”
英勇的战士在残暴的敌人面前是绝不屈服的。史良忍受着背部的伤疼，仍一如既往为抗日救亡而奔走。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我地下党决定通过鲁迅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将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鲁迅先生的葬礼，由我地下党委托救国会出面办理，并公推以宋庆龄为首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
出殡的那一天，鲁迅的棺木前竖起一面巨大的白色旗帜，旗面上是沈钧儒书写、黑丝绒绣成的三个大字“民族魂”。为鲁迅先生送葬的各界民众浩浩荡荡达数万人，大家齐声唱着悲壮的挽歌，一路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民族解放斗争万岁！”等口号。背伤未愈的史良素衣白袍，臂缠黑纱，精神抖擞地与宋庆龄、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列。在马路上奉命布防的国民党军警见潮水般涌来的民众队伍，惧怕众怒难犯，便悄悄地往后撤走了。
救国会在上海组织起一轮又一轮的抗日救国浪潮，大大激发了上海各阶层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在不同场合强烈呼吁国民党政府枪口对外，一致御敌。但这些正义呼声却触犯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是国民党当局便磨刀霍霍，准备向救国会开刀了。
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务司令部司令吴铁城在全市大中学校校长茶话会上透露了杀机，他恶狠狠地放言：“现在有少数野心家，组织一个什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里面不过二三十个人在那里包办，说得上什么全国联合会呢？这个团体简直是一个反动的东西。”自吴铁城这次谈话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即于9月发表一个通令，指责救国会是一个未经党政机关许可的、由一群反动分子组成的非法团体。随后在10月间，上海国民党当局召开秘密会议，作出三条杀气腾腾的决议：第一，要用暗杀方法对救国会首脑处以死刑；第二，收买救国会内部的动摇分子；第三，绝对禁止救国会的言论、集会行动。到了11月，随即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被捕入狱事件。
那是11月22日深夜，上海市民都已酣然入梦，长街上猛然响起凄厉的警笛声，一辆捕人的红色囚车驶到辣斐德路史良律师事务所门前停住。刚刚睡到床上的史良听到楼下人声嚷嚷，便跑下楼去开门，从囚车上跳下来的法国巡捕和国民党警察一拥而入，其中一个满脸凶相的捕房头头大声喝问：“史良在哪？快叫她出来！”
史良见这架势，知道来者不善，但仍镇静地回答：“我就是史良，你们要干什么？”
捕房头头亮了亮手中的拘票，脑袋一歪说：“请你跟我走一趟。”
史良斜乜一眼拘票，冷然一扬眉：“好吧！”从容往门外走去。
史良的母亲刘璇闻声从楼上赶了下来，她见巡捕押着女儿往囚车走去，便急急叫唤：“存初，出了什么事？他们干吗带你走？”
史良回头安慰母亲说：“妈，没事，我去一下就回来，你打个电话告诉沈主任他们，明天我不能上法庭去了。”接着向母亲丢了个眼色，便登上了囚车。
刘璇领会女儿话中含意。那是要她赶紧去向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传告史良被捕的消息，并要他们赶紧转移，然而史良哪里知道，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等六人亦在同一时刻被捕了。
第二天下午，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一起被押解到法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由于上海警察局拿不出他们犯罪的证据，高三分院裁定不予起诉，允准七人交付律师张志让、唐豪具保释放。
在法院呆了10个多小时的史良回到辣斐路寓所，刘璇见女儿安然归来，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此时，陆殿栋亦闻讯赶来，他为史良免受铁窗之苦而感到欣慰，可是史良并不因此而感到庆幸，她知道这次她和沈钧儒等人被捕是一个信号，国民党警察局是不会就此罢休的，随时要作好再次被捕的思想准备。果然不出史良所料，在她交保释放不到10个小时，就在律师事务所接到一个催她赶紧躲避的电话，那是高三分院书记官、史良的朋友孙瑛打来的，她在电话中告诉史良：高二分院和高三分院已发出拘票要将史良、沈钧儒等七人重新逮捕归案。史良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沈钧儒、沙千里等人，自己则迅速离开寓所，躲匿到陆殿栋的一个亲戚家里。事后，史良从报纸上获知，沈钧儒等六人有的因逃避不及在家中被捕，有的则去自动投案，不久便被移解到苏州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了。
史良躲在陆殿栋亲戚家里并不是为了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她在救国会里负责组织工作，情况突变后，如何保存救国会骨干力量不致遭敌人毒手，亟须她妥善安排。此外，律师事务所有些未了的案件也需她细致交代。同时她又从陆殿栋处获悉：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决定将救国会的七个领袖全部逮捕后，即付紧急处理。史良考虑再三：此时若然落入敌手，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而且还会连累其他六个人的生命。但她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一旦时机成熟，手头上的工作都已了结的情况下，便自动去高等法院投案，她要在法庭上与沈钧儒等六人一起，为伸张抗日救亡的大义而并肩战斗。
史良逃匿后，国民党警察局到处张贴悬赏五万元捉拿史良的通缉布告。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仍是一无所获。到了12月底，史良手头上的工作已告一段落，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亦有了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也作了明确的承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局势逐步形成，史良审时度势，决定于此时自动去苏州高等法院投案。临行前，刘璇不无担忧地规劝史良，说：“存初，你已经脱险了，何必又去自投罗网？虽说蒋介石已表示要释放政治犯，但这人心狠手辣、反复无常，难保他不……”说到这里，泪珠在眼中滚动起来。
史良极力安慰母亲说：“妈，蒋介石这个人，我是识得透的。此去苏州，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唤醒广大民众，救国是无罪的，大家都要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团结起来。我坚信救国会的爱国主张是得民心的。蒋介石刚从西安获释归来，我料想他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刘璇见女儿镇定自若，去意坚决，一时也无话可说，当即默默地替史良打点入狱后的生活用品。而此时胆气冲天的史良却在设想玩一个嘲弄国民党的小动作。临去苏州前一天，她约了陆殿栋一起乘汽车去马路上兜风，当汽车驶过爱文义路（现北京路）时，她见到离巡捕房不远的一幢建筑物墙上贴着悬赏通缉史良的布告，便趁四周无人之际，迅速下车跑到通缉布告下，让陆殿栋拍了一张照片。事隔数十年后，史良跟人提起这件事时，脸上还透露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蔑视意味，这张充分反映史良刚强不屈性格的照片，至今还保存在史良一位朋友那里。
虽说史良去苏州投案是早已下了决心的，但真要成行时，却还得考虑途中的安全问题。由于史良是一名因拒捕而被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如果从上海前往苏州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或警察发现抓获，那国民党当局就会通过它的宣传机构大肆渲染缉捕的成功，这对于史良本人和救国会都很不利。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陆殿栋特地请了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救国会干部）专门为史良化了装，将她打扮成去苏州进香的贵妇人，然后由陆殿栋借了一辆汽车陪着她一起去苏州投案。
那天，江苏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和一些法官正在商讨对沈钧儒、章乃器等六人的起诉书。史良的汽车到达苏州后，便一直开到道前街江苏高等法院门口，检察官翁赞年听门卫传报说是来了一位身穿黑裘皮大衣的贵妇人，还以为是南京要员的太太有事找他哩！当史良来到翁赞年面前，说明自己前来投案时，翁赞年打量一番，不解地反问：“请问太太，你来投的什么案？”
1936年12月31日《武进商报》（女律师史良投案）
史良带着戏谑的口吻说：“你们不是悬赏五万元，要抓我吗？我就是你们要抓的史良！”
翁赞年顿时目瞪口呆了，他没想到这个通缉已久的“要犯”竟然就在面前，暗地里不禁叹服史良作为一个甚有名望的大律师竟有如此之勇气。
史良当即被查验后，关押到司前街的高等法院女囚看守所，她与羁押沈钧儒等人的横街看守所相距二三条马路。从此，人们将被捕的史良、沈钧儒等7位爱国领袖，尊称为“七君子”，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邹韬奋曾称她是共罹牢狱之灾的“难妹”。
曾有人说：“没经历磨难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这位被称为“难妹”的史良自入狱那天起，便准备在苦难中接受人生的磨砺。她铭记着但丁在《地狱篇》中说过的名句，那就是“踏入地狱的人们呵，请你莫把一切希望都抛却”。是的，史良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抗日救国的洪流谁也不能阻挡，受尽屈辱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坚强地站起来！
来源：常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近现代常州名媛传》
